【十九大•理论新视野】姚枝仲: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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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2-03 20:28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这些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为推动全面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指明了方向、目标和途径。贯彻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在开放和国际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具备国际领先的创新能力。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具备国际领先的创新能力,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而要在开放的世界中充分利用全人类的知识进步,充分获取全人类的科技成果,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并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竞争与合作中不断推动科技进步;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具备国际领先的创新能力,还要始终保持充分的创新激励。在开放的世界中,创新成果和创新产品可以更加广泛地供应全球市场,可以获得更大的创新收益,从而更大限度地激励创新。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我国的实体经济,是在开放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壮大起来的,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随着要素成本和环保成本的上升,传统生产模式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如果不适时发展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实体经济就会萎缩,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座大厦的基石就不会牢固。我国已经提出,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把质量优势发展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在新时代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进而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实体经济的质量优势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和在开放世界带来的规模收益下,能够更好更快地形成和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在国际竞争中完善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在开放的世界中积聚和配置生产要素,需要不断调整体制机制,破除体制机制的各种弊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并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因此,国际竞争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方面的改革,可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然而,这些改革往往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改革难度大。而在开放的环境中,不改革就会削弱甚至丧失国际竞争力,生产要素就不会更多的在国内积聚而是更多的流向国外,故开放可以倒逼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成果也需要在开放环境和国际竞争中得到检验和校正。

  为此,需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需要着重解决五个方面的开放问题。

  第一,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建设贸易强国。我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贸易大国主要体现为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贸易强国则不仅要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还要有较大的定价能力,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口产品,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产品。贸易强国还需要有较大的维护有利的国际市场规则和市场环境的能力。为此,我国需要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商在跨境贸易规则和跨境支付结算方面形成新的优势。积极应对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强化贸易摩擦预警,化解贸易摩擦和争端,推动全球贸易体系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各类产业已经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产业体系比较完备,不用再过于担忧外资企业对我国产业安全造成的威胁,也不再需要通过过度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对国内企业过多保护,反而会阻碍国内企业竞争力提升;对外资企业过多优惠,反而会吸引低效率外资企业来投资。建立国内外企业和产品可以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可以吸引真正有竞争力的外资企业到我国来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就面临国际企业的竞争,促进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需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通过建立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破除阻碍投资的体制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健全境外投资管理,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已经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并且“走出去”仍将继续高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对外投资,将逐渐由在国际上延伸价值链向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增值过程的方向发展,因而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也应适应这种转变,并促进我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管理,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引导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因地制宜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完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积极搭建对外投资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商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统筹协调和对接机制,强化涉外法律服务,建立知识产权跨境维权援助机制。

  第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今天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具备改变世界甚至塑造世界的能力。由于国内还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国内还有艰巨的发展任务。因此,我国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环境,需要和平稳定、公平正义和开放包容,也就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我国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五,注重有序开放,避免开放带来的不利后果。开放带来的不利后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平等。不稳定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稳定;不平衡主要是指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储蓄投资不平衡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平等主要是指居民收入不平等。这三个问题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开放过程中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也是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和社会困境并反对全球化的根源之一。我国的全面开放,需要吸取这些教训,防止这些开放的不利后果损害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特别要注重有序开放,即有顺序、有步骤地实现全面开放。为此,需要在逐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同时,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在促进开放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受到不利影响的群体提供补偿,并尽可能帮助其向受益的和得到迅速发展的地区或者部门流动,使开放的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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